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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9月28日，浙江开展严打斗争，公判大会上，戒备森严的武警和从严从重从快处于极刑的犯人。摄影|萧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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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在住所被杀，凶手居然是专门护卫他的18岁武警执勤战士张金龙。1996年2月2日一则爆炸性新闻迅速在全国流传。
张金龙在当日凌晨4时许，利用轮值之机，进入李沛瑶的寓所行窃，被李沛瑶发现制止后，持菜刀行凶欲杀人灭口。63岁的李沛瑶奋力抵抗，身体多处被砍伤，终因急性大出血死亡。张金龙作案后席卷七百多元现金以及照相机、皮衣、手表、首饰等物品逃跑，被院内其他武警发觉，协同警察将其扭送公安部门。
李沛瑶
这是新中国成立来第一例国家领导人在治安案件中遇害的事件，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强烈关注，再次发动全国性“严打”行动的议案被提上日程。
1996年，广州市打击刑事犯罪公审大会。摄影|安哥/FOTOE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处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转型期，旧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管制在松动，在港台、西方影视作品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人们在受到启蒙的同时也备受拜金、犯罪的蛊惑，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个犯罪高峰，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是80年代前期的8倍，1995年公安机关立案超过150万起，涉枪犯罪、毒品犯罪和黑社会团伙犯罪引发的大案频出。
时任公安部长的陶驷驹曾直言不讳：
“1至2月，全国公安机关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数比去年同期上升12.6%。突出的问题是：重大抢劫案件明显增多，接连发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单位、运钞车、珠宝行为目标，持枪抢劫巨额财物的恶性案件，车匪路霸在一些地段又有抬头；杀人犯罪案件增多，影响恶劣；连续发生犯罪分子蓄意报复社会的爆炸案件；一些地方犯罪团伙活动猖獗，尤其是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为非作歹、横行不法、欺压百姓，成为一些地方治安混乱的主要原因；制贩吸食毒品、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制黄贩黄、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仍在不少地方继续蔓延；相当数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管制刀具非法流入社会，对社会治安构成极大威胁。”
1996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借机纷纷对治安状况提出尖锐意见，要求整顿社会治安秩序。在民意的压力下，中央决定从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开展第二次全国性的“严打”行动。公安部牵头，成立了“严打办公室”，部长陶驷驹亲任组长，督阵指挥全国公安机关“严打”。杀害李沛瑶的武警张金龙很快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三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深夜伏击抢银行重犯
1996年大年初五，因参与破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遇害案、《科技日报》干部沈楠遇害案、新国大期货案、电影演员周里京妻子遇害案等京城大案要案的警察王威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大案队缉捕队长，这个身高只有一米六四的矮个子警界精英，参与侦破的大要案不下200起，和同事一道抓获了几百名杀人越货的犯罪分子，奖杯锦旗多得摆不下。这一年9月8日夜，王威和同事再次出动，执行“严打”任务，埋伏在北京城东亮马大厦停车场，他们的目标是1996年北京多起连环杀人抢银行案的主犯鹿宪洲。
抢银行主犯鹿宪洲
鹿宪洲曾因盗窃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1994年2月越狱潜逃，纠集其他刑满释放人员郭松等结伙实施盗、抢、杀犯罪，手法老到。鹿宪洲在中越边境购买了一些军用枪支弹药，潜入北京，专抢银行。
鹿宪洲与郭松抢劫所使用的枪支弹药
1996年2月8日上午9时50分，北京朝阳区安慧里附近的工商银行甘水桥分理处门口，银行的工作人员正在将钱箱搬进一辆运钞车里，鹿宪洲等人突然蒙面持枪冲出来，不由分说对车内连开数枪，运钞车上的保安员中弹倒地，没等目瞪口呆的银行职员反应过来，劫匪已经抢走了两个装有巨款的运钞箱，乘一辆蓝色大宇轿车逃走了。罪犯的抢劫手法娴熟，作案时间很短且没有在现场留下什么痕迹。北京公安接警后在全市堵截蓝色大宇轿车，最后在朝阳区安贞西里居民区发现了轿车以及两个被撬开的运钞箱和蒙面使用的深蓝色羊毛衫袖子。银行被抢令舆论哗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亲自组织指挥，成立专案组负责侦破。
6月3日早8时5分，又接到银行报案。海淀区北下关街道联社一位干部从知春里建行取款后，刚驾车驶出银行大门口，就遭到一辆黑色轿车拦路，一伙蒙面持枪人用枪顶住他的脑袋，抢走了巨额现金和价值200余万元的空白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两起案子手法接近，警察只找到那辆作案的黑色尼桑公爵王轿车。
被查获的赃款
8月27日早8时50分，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一运钞车，马上就要开到银行门口时，突然被一辆深蓝色本田轿车截停，两蒙面人双手持枪开火，运钞车司机安保国、交换员李超中弹。听到枪声，保安杨晓东和银行职员李国春赶来支援，杨晓东用仅有的一根警棍猛击蒙面人，但最终两人都中枪倒地。可能是意外的反抗出乎蒙面人意料，两歹徒抢劫未遂，匆忙驾车逃走。10时10分，作案使用的本田轿车在丰台被发现。
北京警方抓住三次作案罪犯体现出的共性，从人、车、枪三条线索出发寻找线索。
人的方面加强排查，发动在押犯人揭发；
车的方面，发动市民提供车辆线索；
枪的方面，在全北京收缴非法枪支。
最终在车这条线上率先取得突破，警方在亚运村某公寓保卫部找到了一张作案车辆蓝色本田车（京A-03512）的进门登记条，惊喜的是另一辆作案后被弃的尼桑车也出现在这里的进门登记条上。紧接着另一条线索是海淀区普慧北里有人报案丢失一辆米黄色尼桑轿车（京A-08786）。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判断这辆车很可能是下一次作案的工具，通知全市紧集排查这辆车，果然被一名保安在长城饭店边上的亮马大厦停车场里找到，这才有了王威等一干警员深夜埋伏的一幕。
9月8日零时10分，一名男子在绕停车场一圈后，钻进汽车，随即发动了引擎。王威等人立刻手枪上膛，正当尼桑车加速驶出时，警察一拥而上，鸣枪示警后尼桑车反而全速冲过来，队长王威下令开火，尼桑车正脸顿时被打成筛子，汽车像喝醉了酒的醉汉，跌撞出去10多米后，撞停了。警察拉开车门，发现驾车男子身中数枪，手脚颤抖，警察凑近他嘴边时，听见他承认了抢银行的罪行，警察还在其住所搜出了大量的物证，顺藤摸瓜抓获了同伙以及为其提供枪支的贩枪团伙。
公安干警讯问病床上的鹿宪洲
大案告破，鲜花与掌声接踵而至，9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亲发贺电，为破案推迟结婚的队长王威终于有时间安排他的婚礼了。
摧毁“邵县长”黑势力
法律定义“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的犯罪组织或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使用暴力干预经济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威胁城乡安全，甚至干预政治事务，构成对社会安定的巨大威胁，是一种极为恶劣的犯罪行为。
在鄱阳湖北岸的都昌县，34岁的黑老大邵银初在当地就以党、政、军、人大、政协、纪检以外的“第七套班子”、“邵县长”自居，以私人暴力鱼肉百姓，以致都昌人哄孩子不喊“狼来了”，喊“邵银初来了”，立时就可以吓住哭闹的小孩。在都昌，邵银初的话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秩序，在都昌县河下码头，都昌与邻县十来条货船几乎要械斗的纠纷，“邵县长”一句话就摆平了，谁都得乖乖遵守。
邵银初原本是当地农民，从小练习散打功夫，身高体壮，自称曾当过村里的治保主任，以练武为幌子，纠集了刘光华、陈建华、邵川海、周明宣、余祖波等同伙，喝鸡血酒结盟，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犯罪团伙，经常率领团伙成员组成摩托车队到处碰瓷敲诈。
1995年6月，有个好奇的青年摸了一下邵银初的摩托车，结果车倒了，并没有损坏，但邵银初却强要以4万元让他买下，结果青年最后只能交出2000元修理费了结。还有一次，邵银初团伙成员因驾驶不当，摩托车撞到了一起，于是就要一个路过的石匠赔偿，硬是打到石匠承认撞了摩托交出300元才肯罢休。
邵银初的情妇因违章被工商所罚款200元，他率领摩托车队封了工商所的门，还扣下了一名工商所工作人员，威胁所长：“如不给钱，就打你一个稀巴烂。”最后所长惹不起，托人说情倒给了邵银初3000元。
邵银初连执法人员也不放在眼里，号称在都昌许多事没有邵银初点头就办不了。邵银初还暴力垄断了一家水产场，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强行以超低价打捞了水产场库里的全部鲜鱼，获利10余万元，却只付给该场1万元。邵银初还对县棉麻公司经理刘贵喜进行人身威胁，要求承建棉麻中转站工程，刘被迫答应，结果邵银初转手就把工程包给了别的施工队，从中获得暴利十余万元。
都昌县一家眼镜店在程冬英夫妇的经营下生意红火，邵银初趁程冬英丈夫外出之机强行占有了她，此后还公然侮辱、毒打、逼走了程的丈夫，威胁她若不老实就杀了她孩子，以此占有程冬英达5年之久。程冬英被迫为他生下一女孩，在他的胁迫下还不得不卖掉商店和中巴车供他挥霍。即使如此，邵银初不但殴打她，甚至把她扒光衣服扔到大街上，还时不时地强迫她与别人发生关系，程冬英带着满腹辛酸和浑身伤疤到处躲藏，最后伺机逃往珠海。
县公安局对邵银初的劣迹早有掌握，但一直因没有确凿证据，难以下手。另外，邵银初一伙很会编织社会关系网，“耳目众多，嗅觉灵敏”，程冬英去县里控告邵银初，这头刚说完的话，那头邵银初就一字不落地全部知晓，而且还按图索骥抄走了她藏好的证据。惹不起、告不倒，都昌人见到邵银初一伙人只能是躲得越远越好。县城商铺没等天黑就早早关门，小孩上学、女工上班都要有人护送，甚至连一些警察也害怕他们。
1995年11月1日，程冬英将控诉信送到了江西省公安厅厅长丁鑫发的手里，厅长读完震怒。11月20日，省市县公安机关15人组成联合专案组，“调查走访群众500余人，耗时5个月，获取证明材料1110份，查明以邵银初为首的流氓恶势力团伙涉及成员31名，作案40余起，缴获赃物10件、凶器枪支2支、匕首11把、赃款11万余元”，并对该团伙成员实施抓捕。其中有一名团伙成员以肝炎名义保外就医在县医院住院，但经过异地医院的肝功检查后，证实肝炎纯粹是子虚乌有，当即将其收审，通过此事可见这伙人在当地的活动能力。抓捕过程中，还有人传言要用50万元摆平调查组，捞邵银初出狱，令整个县城人心惶惶，许多被害者害怕再遭报复。不过，在调查组的“严打”之下，邵银初一伙人悉数归案，都昌县“第七套班子”至此全部覆灭。在县司法部门的公捕公判大会上，邵银初等5名主犯被公判后，都昌如同过节一般，有群众自发燃放鞭炮庆祝，还有人在车上贴出了“共产党万岁”的标语。
打掉“铁道游击队”
抗战时期有专门破坏敌人交通线的“铁道游击队”，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上世纪90年代，在铁路沿线也活跃着不少“游击队”，他们常常能摸清火车规律，提前埋伏在某个地点，利用货运列车到站或过桥、转弯时放慢速度，一拥而上，疯狂扒窃车上货物。刚开始还只是铁路沿线一些不法村民偶然为之，后来被犯罪分子演变成专业的扒窃、搬运、销赃一条龙，十分猖獗。
从1994年开始，盗窃头子范金明纠集了一伙两劳释放人员，在焦枝铁路沿线利用列车暂停或者慢行，剪铁丝、撬车门，盗窃了彩电、摄像机、录像机、音响等80多种紧俏物资，案值超过50万元。“严打”时，洛阳铁路公安和地方干警联合行动，连续奋战了四天四夜，抓获了这个12人的特大盗窃团伙，追回三分之一的赃款、赃物，有的电器未及销赃，犯罪分子就随意处理赃物，甚至把进口全自动洗衣机当米缸使。
另一个罗春城、赵相发、白海山团伙，伙同20多名东北籍流窜犯，自1994年起，在郑州开往广州的243、244次客运列车上盗窃、抢劫旅客财物，还犯下杀人罪行，是一个特大犯罪团伙，1996年郑州铁路公安局集中警力，长途奔袭，在郑州、深河和许昌一举抓获三名主犯，其他21名案犯也先后归案，挂在这个团伙身上的61起案件至此告破，案值70多万元。
“严打”开始后，铁路公安除了打击车匪路霸之外，还利用车上排查乘客的机会，抓获了一批利用火车跨省流窜的犯罪分子。1996年4月27日晚，北京铁路公安在北京站二楼“大都会”游艺厅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可疑青年，言语闪烁，并且没有有效身份证件，带回北京站公安段进一步审查时，发现此人就是江苏省通缉在逃的杀人犯周启亮，此人曾在江苏当地一舞厅跳舞时，与另一男青年斗殴，周启亮用砖头将对方打昏后，用绳捆结实，抛入大运河中淹死。
放眼全国，各地的“严打”重点各不相同：
北京“严打”影响恶劣、久侦未破的大案，上海、河南“严打”流窜犯罪，山西“严打”团伙恶势力，广东“严打”毒品黑势力，广西、青海“严打”制贩枪支、毒品，新疆“严打”暴力犯罪团伙。
全国仅犯罪团伙就被打掉了9万多个，抓获团伙成员42万余名，另有3万多名违法犯罪人员在“严打”行动的高压下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或是在服刑监所坦白交代遗漏罪行。但公安民警也付出惨重代价，仅“严打”开始后的4、5、6三个月，全国就牺牲民警75名，伤2800多名，其中重伤266名。
为了多出战果，1996年“严打”行动一般都是由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协调，公、检、法等部门密切配合，以公安侦破为主力，重点“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重大案件的侦办，“阅看预审档案材料，熟悉侦查过程，保证受理案件后能及时提起公诉和开庭审理”，以求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福建省还把“严打”团伙的任务层层分解量化到各实战单位，落实到民警身上，并对立功的民警进行物质奖励。在动员了大量公安警力后，1996年实现了我国建国以来首次刑事立案数和重大刑事案件同时下降。
但是，“严打”中公安、检察、法院的密切配合，实际上打破了司法体系原有的制衡和纠错机制，原本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在侦查完毕后才会把证据等案卷移交检察院，检察官参考侦查内容独立决定是否起诉以及公诉内容和罪名，到了法院，检察官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是平等辩论的，最终判决由法官裁定。在制度设计上，三个机关具有一定的相互监督功能，执行好的话，可以有效避免司法的错误率。“严打”中公、检、法三家制约少而配合多，甚至联合办公，有些案子可能还会“先定后审”，还没有审判就已经把审判结果约定好了，甚至上诉后的审判结果都定下来了，这种做法提高了所谓的“效率”，但是也增加了冤案、错案产生的可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严打”的治理方式终将成为历史，希望每一个冤案和错案都能成为一个深刻的教训，成为推动司法进步、社会进步的动力。
参考资料：
1.熊相仔、杨惠珍，《“第七套班子”被摧毁始末》；
2.宫法轩，《京城攻克银行运钞车大劫案》；
3.海沂，《1996中国严打档案》；
4.时事报，《1996全国“严打”统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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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2 18: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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